王绍光清华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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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文件出台，最精彩的部分外媒都没有看到
政治分析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政体思维，它着眼于政治制度的形式。另一种是政道思维，它着眼于治国理政的理念与方式，这是中国独有的政治思维模式。中国的决策模式属于共识模式，既有西方理论的特点，又有中国特色。我们所学的理论都来自于西方，但中国应该是理论的发源地而不单单是实验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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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派的小算盘其实大家都心中有数
香港反对派要求“公民提名”，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要公民提名。说到底，香港反动派要的是他们自己提名的同党能够“出闸”，当候选人。只要他们自己的人可以出闸，有没有所谓“公民提名”其实对他们并不重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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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体话语的局限已经很清楚了
按照西方政体思维方式，必然会说有一种政体是比较好的，有一种政体是不太好的。西方学者讲到中国时会先给中国戴帽子，叫做“威权体制”，后来又觉得不合适，得给帽子加一点花边，要不然你这个帽子跟别人没有办法区分，但你会发现有些花边奇奇怪怪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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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也在批判，民主需要中国化
当提到民主时，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民主的含义因而就从人民当家作主变成了多党之间进行的自由的竞争性选举。历史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经终结了：民主变成选主。任何人只要质疑选主的民主潜质，就可能会被扣上要么“反民主”的帽子、要么“民主原教旨主义”的帽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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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避免“最坏政体”到探寻“最佳政道”
分税制的想法早已存在，但中央领导人没有把它当成优先事务。我们这个报告传递的信息是，现在必须把这件事当作优先事务处理，否则后果会非常严重，可能就是下一个南斯拉夫。"海里"找我们介绍情况的人对此问题的认识比我们还要紧迫。朱镕基总理后来讲过一句话，叫“手中无米，叫鸡都不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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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级地方行政首长如何选举？
我国《宪法》规定，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都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产生。《地方组织法》对提名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选举规定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本级人大主席团提名，另一种是由代表联合提名。[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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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参如何影响政策？
改革开放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涉及广泛的领域，必须以知识互补的咨询群体作为后盾。30年来逐渐涌现的内参和部分研究人员递交的密札，可直达最高领导人办公室，在此影响下“从无到有”的政策不一而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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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政体下，两党还有意义吗?
有人也许会说，美国是两党制。如果一个党嫌贫爱富的话，另一个党会平衡这个政策偏向。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虚幻的。共和党更倾向于富人，但民主党对穷人也不客气，两个党对穷人的回应性都是负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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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与世界对话| 调研是共产党的生命线
共识不是所有的问题上，所有的看法完全一致，那样的东西永远不会存在。共识是每一个人，在一个问题上都觉得有一个方案是可接受的，对我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至少可以接受，这是共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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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与世界对话| 没有一个人能说他已经了解中国
从财政支出角度来看，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只占整个财政支出的14%，这一点上全球也只有中国。美国的财政部有8.8万人，而中国的财政部只有750个人。也由此可见，中国分拨给中纪委1000多人的背后，是将其看做一个多么重要的机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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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体思维与中国政道思维（下）
很多人把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体制，解决方案都是一个：推翻现行政体，建立一个多党竞争选举的体制。我称这种典型的西式思维方式为“政体思维”。但中国传统的分析方式完全不同，是政道思维。[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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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理二百年：从“国将不国”到“福利国家”（上）
中国共产党结束了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多年国将不国的历史，解决了治国能力的问题。在中国今天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如果我们假设这个能力不重要也是错误的。现阶段，一方面要让其他力量参与国家管理；另一方面还要保持和巩固国家能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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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党何以一蹶不振？
我自以为对美国政治是相当了解的，但赵忆宁新书《探访美国政党政治》还是让我大开眼界。在欧洲政党政治美国化的同时，美国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变化：认同民主、共和两大党的“党人”越来越少。但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却无法形成一个政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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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践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潜力
由偏重内容与实质或偏重形式与程序，我们把民主分为“代表型民主”和“代议型民主”。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代表型民主”的理论，即偏重内容与实质而非形式与程序的民主。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中国实践着的代表型民主具有巨大的潜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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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和大跃进研究中的学术陷阱
数字是多少固然重要，但怎么解释这些数字更重要。我们的争论和冲突，主要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怎么解释这些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对毛时代的诸种争论过于激烈，除了政治态度不同的原因外，没有通用的学术框架恐怕也是一个技术性的原因。而人类的问题有很多，即使你把大饥荒弄得非常清楚，大饥荒也只是其中一个个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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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和比较视角看“大饥荒”
多位学者认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全球人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是个超常成功者。”如果1949年以后，中国在死亡率下降方面一直都“超常”，我们应该拿什么作为“正常”平均死亡率呢？各国的例子说明，计算“合理”的平均死亡率不简单。用哪些年份计算，本身就是政治性的选择。[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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