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提问

观众提问1：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今天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专业学者如何能更好地与普通大众进行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有没有实际案例说明，普通大众对我们的社会学术领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谢谢。

张维为：这个实际上还是蛮多例子。前面勇鹏提到艾思奇，他的《大众哲学》在当时引领国内思潮。国民党提的口号是三民主义，有点脱离实际，老百姓感受不到。但《大众哲学》很厉害：你们为什么受苦？因为有阶级压迫，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我们可以认识这个规律，我们应该推翻旧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另外你前面提到费孝通，费孝通的观点就是“差序格局”，《乡土中国》也是的。关键“差序格局”他讲了之后，还做了一个解释，大意就是像打水漂一样的，产生一圈一圈的波纹，象征了中国人的亲疏关系。但同时我说中国也是个非常现代的国家，毛泽东主席在他的《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就讲，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就打破了传统的亲疏关系和差序格局，甚至家国关系也被重塑了。这是很精彩的。

范勇鹏：对，我也举几个例子，就是我们党特别重视“大众学术”。新中国刚建立时，当时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比如史学界“五朵金花”、中华民族形成问题、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问题，吸引了大量的工人农民参与，给《历史研究》编辑部写信，给报纸写信，来参与这种讨论。这其实就是当时的“大众学术”所留下的遗产。

包括很多科普类的文章，比如林汉达的《中国历史故事集》直到今天还在流行。最近的例子，比如刚才我演讲里提到的《光明日报》关于昆仑石刻的讨论，我觉得起到了非常好的榜样作用。发现昆仑石刻之后，大家去探讨它的年代，到底是真是伪，因为今天大家的知识水平高了，各种专业的高人都有，就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挑刺，给《光明日报》写信，在网上发东西，然后慢慢就促进了这个问题的发展。

“昆仑石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图为青海省玛多县尕日塘秦刻石。 人民日报

再一个例子，就是近几年上海搞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项目，是因为貉，就是“一丘之貉”的那个“貉”。因为现在我们自然环境变好了，貉大量地进入到上海的小区，然后怎么去做貉的数量统计呢？我记得是前三四年上海就开展了一个项目，然后发动志愿者老百姓都参与进来。结果两个晚上就把貉的数量统计完了。看报纸写的是，如果科学家来做统计大概要半个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大众反哺学术的成功案例。

这其中包括观鸟志愿者，也包括驴友。我们很多探险的，他其实把很多比如专业的地质勘探、专业的生物考察等这类工作承担起来，说不定能发现很多新地貌、新物种呢？我觉得随着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知识水平的提高，未来会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社会现象。

何婕：不过您刚刚说的驴友野外探险，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一定要去规范的、合法的地方，那种所谓的野探千万不要去，很危险。

观众提问2：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现在有很多网民，仍然坚持觉得美国其实就是好的，以此立场进行反驳。我的问题是：在“大众学术”的普及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在算法流量中产生情绪对立的“信息茧房”？

刚刚范老师也说了“民科”，“民科”问题也是网络社会学一个新的问题，因此我还有一个问题：在知识“民粹”消解专业门槛的风险中，我们应该如何建立一种开放的同时又具有建设性的公共讨论模式？谢谢。

张维为：也许不一定要纯粹地从“民粹”或专业这样的角度来分析。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两类，一类就是认同中国道路，一类是不认同中国道路，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这两个大类当中都有“民科”的和精英主义的叙事，这样看就比较容易看得清楚。中国的互联网总体上是大浪淘沙，慢慢大家就成长起来了。虽然你说还有人认为美国制度非常好，但现在确实是少数，这些人被称为“古墓级公知”。这样来看，如何克服“民粹”，然后网络学术的质量也逐步提高，最后形成对中国道路更多的认同，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

何婕：我补充一下，这位朋友提问，他因为说到“信息茧房”，破除“信息茧房”，你要说靠外部的力量，这个比较难，因为“信息茧房”就是外部的力量给你构建起来的。破除“信息茧房”最重要的动力来自自身，取决于你自己要不要打开视野去看这个世界，“鸡蛋向外破”才是生命。

范勇鹏：解决一切错误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放到实践中不断检验，把它放在群众中不断辨析。真理越辩越明，这是我相信的。当然客观上在商业流量算法的驱动之下会出现“茧房”现象。一个就是何老师讲的，我们要主动突破。第二个其实我们国家一直在做，就是我们的网络管理部门也在进行规范、进行监管。

“大众学术”和传统学术的关系，我们从来不是主张“谁要替代谁”,各自有各自的优势领域。刚才张老师讲了，比如文字学，研究甲骨文可能主要还是在专业的群体内部，当然少数比较专业的民间高手可以参与进来，所以它是不矛盾的。我刚才演讲里边讲到了不同的角色，形成一个良性的生态来互相促进。

张维为：所以我们主张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国际话语结合。学术话语的优点是它比较中性，但稍微抽象一点，可以概括更多的现象。比方说，你讲“边际效益递减”，一般老百姓初次可能听不懂，但多听了，就知道它指的就是效能不断减少，受众会慢慢就熟悉了，把不同话语结合起来叙事，传播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观众提问3：各位老师好，我是香港大学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我平时也会通过各种海内外的媒介渠道来了解各种中国的议题，其中有些议题它会进入到国内外的大众视野。请问这种趋势会如何影响中国构建自我的话语体系？同时高校和自媒体又该如何更好地进行协作？谢谢。

张维为：实际上，我自己包括我们研究院成立的时候，就提出一个口号：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就是把西方话语，特别是西方“围剿”中国的话语、“围剿”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话语一条条列出来，一个个解构。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中国话语建构起来。西方说“民主还是专制”：我是民主、你是专制，我们就给它解构，什么是专制？他们说我们有一人一票选举，你们没有。我说我们叫选拔加选举，哪个更好？我们这更好一点，你只要比较一下中国领导人的素质和美国领导人的素质，一比较就知道了。诸如此类的，就是一个解构建构并行的过程，这也是话语建构的好方法，它能够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力。

范勇鹏：我也举一个例子，比如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到底为什么成功了？有很多理论解释。在大概10年前，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争论，就是到底该不该搞产业政策。有些经济学家就认为一定要让市场自由，产业政策都是失败的，政府从来判断不好创新的方向，要让民营企业自主去创新。但是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定程度的产业政策是中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辩论。这个分歧在经济学界内部一直没有能够破局。

但是在2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有大量在一线的企业家、工程师、科学家观察中国发展，在理解自身所参与的产业、赛道、产品，就会思考我为什么就领先了呢？他们在分析的过程中就发现，原来中国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功不可没。但凡是对中国体制和中国道路特别悲观、特别消极的人，往往是没有做过实事的人，或者从事的是一个夕阳产业，这个产业是被淘汰的，他才会产生这种观念。

2025年11月6日，在第八届进博会宇树科技展台，人形机器人进行格斗表演。 新华社

包括我刚才讲的“工业党”这种科普人士，他把这些道理讲出来，逐渐地大家觉得有道理，最后再影响到外国。所以这几年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美国，虽然有些人是批评我们的，有些是羡慕嫉妒恨的，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做得是对的。正如刚才这位朋友讲的，民间的力量对学术的反哺，包括对世界的影响、对我们国家的外交、对我们的话语斗争，都会产生这种正面的影响。

张维为：我再举个例子，我和福山辩论时，他也提到“市场经济万能论”。我跟他说，我一个很好的德国朋友就跟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2011年，德国经济是欧洲最好的，他说默克尔有一次碰到一批德国经济学家，就说为什么我们德国没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因为德国几乎没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我们的一位经济学家回答得非常好，他说总理呀，你千万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如果有一流的经济学家就没有一流的经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西方自己害死了。

何婕：反过来说，当中国有世界一流经济的时候，我们呼吁在我们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要生长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通过解释中国再去看懂世界。我们今天讨论“大众学术”这个话题，好像跟学术有关，挺严肃的。但事实上，“大众学术”就来自每一个你我他。

我们节目也是“大众学术”的一部分，我想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当这个浪潮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勾勒它，并且可以看到它的趋势，看到它对世界做的贡献，这个非常有意义。讨论“大众学术”并不是说专业学术就不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是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学术，就应该来自人民，同时服务于人民，这应该是学术的宗旨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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