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原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论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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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昏侯看汉王朝的接班人问题
最近电视台连日播放江西南昌发掘海昏侯墓的镜头，从发掘的初步状况看，墓葬品极为丰富，此墓应是海昏侯刘贺的墓，也只有他的墓，才可能有这样丰富的陪葬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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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官僚主义管不好国家大事
古代官僚前衙后院，某种意义也是前朝后宫的复制。官僚有自己生活的圈子，脱离了民间的日常生活，就是脱离了生养他们的大地或者说脱离了地气，帝王之气和官僚主义是管不好国家大事的。即使在今天，这个教训也值得我们吸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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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搬西方法制是一种懒人的思维方式
民主、自由、平等这类概念，都是相对的，各个时期提出这些口号，去争取的目的，都是具体的，无论是谁在反对谁，如果只是抽象地叫嚷这些口号，不表明自己具体的目的，那只能是一种欺骗。问题不在于口号，而在于口号背后所要达到的目的，符合什么人的利益，还是为了适应外国主子的要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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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中央巡视组”如何运作
监察制度问题，本质上是如何增强自身免疫功能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历史上的制度建设问题的现实性亦很强。从如何加强对地方行政机构的监督，如何使各级检察机构实施的监察真正有效，看一下中国历史上这方面的成败得失，或许对我们加强监察制度建设会有一些启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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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乡愿
1986年9月18日，邓小平找邓力群去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要他谈谈对胡耀邦同志的看法，提到了胡耀邦的“老毛病”。今年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在纪念他的时候，我们一方面不要忘记胡耀邦同志曾经做过对国家人民许多有益的事，同时对他的“老毛病”所带来的祸患也要永远吸取教训。那么这个老毛病，究竟是什么毛病？[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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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札记：重读《宋书·刘穆之传》
我在各种隔离室蹲了六年以后，1982年关进提篮桥监狱，身体没有自由，心灵还是可以有自由驰骋之天地的。我心想这下子可以跳出是非之界，静下心来读书了。记得1975年时，毛泽东二次重读《晋书》，于是我在狱中重读《晋书》与《宋书》，在读书过程中又圈又批，作了不少读书札记，今日又随手翻检这些札记，仍感有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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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忏悔”
前一个时期媒体和网络上，忏悔成一个很时髦而热门的词，它像一阵风那样，很快就过去了。对于什么人出场忏悔并不值得我关心，我注意的是这个词语是怎么来的。我早年的经历和阅读，使我对诱导和鼓励别人去公开场合忏悔的人始终抱着一种警惕的心理，怀疑他们希望获得什么隐私，以达到其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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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怀念在提篮桥的六年监狱生活
提篮桥监狱又有东方巴士底监狱之称。我们知道公元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是以攻克巴士底监狱为其象征的。随后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巴士底监狱虽然作为革命胜利的象征，还保留在那里供人参观，但整个资本主义这几百年的历史还离不开监狱呀！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并不能取消监狱的客观存在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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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漫谈中国历史上的冤案、错案和疑案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古代还是当代都有大量的疑案，这并不奇怪，因为破案也是要有条件的，有的案子，当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过了一段时间成了疑案。对办案人的功过，不能以破案率的多少来衡量，如果破案率很高，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对社会的安定和执法的公正反而是一种伤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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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序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法和改制，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应对内外挑战而对自身的一种调节和改良。商鞅变法是成功的，王莽改制却最终导致了新莽的崩溃和灭亡。在分析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的过程中，应分别对其思想资源有适当的关注和理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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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关于中央巡视员制度的历史回顾
2003年十七大修改党章时，巡视工作的重点放在地方党政机关贯彻执行中央方针路线状况上，而今巡视工作的重点则把反腐败、以权谋私、贪污贿赂放在第一位。重点放在发现“老虎”和“苍蝇”，做中央的耳目官放在第一位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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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讲述"文革"上海写作组
斗室之间，尘埃尽染。堆满书籍的两张架子床上，蛛丝斜挂。3月上海，正值雨季，天阴沉沉，破旧的书房里寒意犹深。午后，一只白猫悄悄走进来，一纵身，跳上了朱永嘉的膝头。 34年前，运动需要，朱永嘉因“写作组”而兴，由复旦大学一名普通教员一跃而起，成为上海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文革”期间，他直接领导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专供张春桥、姚文元及当时的上海市官方“御用”，被张、姚等人倚为腹心。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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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眼中的壮年曹操
纵观曹操一生，大体上可以建安十二年为界，此前为他的前半生，此后到建安二十五年他去世为其后半生，终年六十六岁，建安十二年时他五十三岁。他打败三郡乌丸，袁尚、袁熙授首，他东临碣石，这个时期可以说是进入事业的顶峰。此后的十三年时间，就没有前面那么辉煌了，有一点起起伏伏，遭遇了赤壁之战的失败，统一全国的理想受阻，内部矛盾重重，有一些问题的处理也不那么妥当。取得相当大的胜利了，人也容易骄傲，容易自以为是，任性而为，所以犯错误的机会比较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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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毛泽东为曹操翻案的历史细节
李白既是同情祢衡的遭遇，又批评他才高识寡，遭此天刑，故其末句才有“兰蕙不忍生”，李白哀他是与自己同病相怜。其首句对魏武能营八极是肯定的，所谓“蚁观”，也就是才高而识寡。毛泽东借这句诗肯定魏武帝，卢弼虽有才能，但见识短浅，因为卢弼写成这部《三国志集解》还是花了功夫的，而且是送到毛泽东案头的建国以后第一部出版的线装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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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为余秋雨订正一些历史事实
关于《二十四史》的标点注释工作， 其初始是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指示范文澜、吴晗商量交由中华书局注释标点和编辑出版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具体 由顾颉刚主持此项工作。到了59年以后，由齐燕铭、范文澜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一并标点注释出版，具体由中华书局总编金灿然同志负责。文革开始 后，这项工作一度停顿，在1967年5月戚本禹曾根据毛的指示，要求中华书局组织班子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戚本禹受审查以后，这项工作又停顿下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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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论曹操》自序
关于曹操的讨论，最早是毛泽东同志在五十年代中期发起的。曹操是东汉末的乱世英雄，理学家的正统观念兴起后，曹操的历史地位被贬低了，以后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及戏剧舞台上的曹操都被脸谱化了，所以毛泽东同志才提出要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接着郭沫若、翦伯赞他们都写了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为历史人物翻案一时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可以冷静地讨论究竟如何看待曹操这样的历史人物了。或许他一生不同寻常的经历，他的为人、行事，今天仍会对我们有所启迪。[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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