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衡性权威的消亡

在后世的刻板印象中，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往往被描绘成一个领主大权独揽、为所欲为的黑暗时代。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世纪当然不是自由社会，也不值得浪漫化；但它至少不是一个由单一产权逻辑彻底吞并全部社会空间的世界。中世纪的领主实际上身处一个充斥着强大制衡机构的权力网络之中。

这个权力网络的核心是教会——它拥有独立的教会法体系、专属法庭、超越任何世俗君主的合法性叙事，以及对普通信众甚至领主本人的惩戒权。在当时，领主可能会遭遇绝罚；不堪重负的农奴可以逃入修道院寻求政治庇护；而那些拥有自治特权的自由城邦和行会，也提供了与之抗衡的平行司法管辖权。

谷歌、Meta、亚马逊等公司被描绘成穿着中世纪服饰的统治者。

这些抗衡机构有自主的人才输送渠道，让权力能够在无领主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代际交接；独立的资源储备，使其能够在无领主施恩的情况下完成日常运转；不植根于世俗权力的神权叙事；最重要的是，一套完备的思想论述框架，来提供一套完全不同于领主话语体系的权力分配机制。

以上这些权力反制的结构性基石，均不适用于技术封建主义。

现代社会中，那些本有望充当制衡力量的候选者——大学、新闻媒体、专业协会、宗教团体与公民社会组织——已经丧失了上述一项或多项前提，因为它们自身深度依赖平台底层基建。大学的学术传播仰仗平台控制的数据流；传统媒体不得不跪求平台的流量以苟延残喘；公民社会团体则严重依赖平台的通信网络进行动员。

在这个数字世界里，既不存在“代码界的教会法”，也不存在数字难民的庇护所。一个惨遭封杀的创作者无处申冤，因为根本不存在平行的司法管辖区；一个被亚马逊算法绞杀的小微企业也无处申诉不公，因为没有任何替代性权威有能力约束亚马逊的霸权。

放眼望去，唯一剩下的制衡候选者，似乎只剩下手握反垄断法、监管大权与法院的国家了。

可悲的是，现代国家在结构上早已沦为它本应监管的对象的附庸。民主选举的基础设施，部分寄生于科技巨头持有的云服务之上；国家应对紧急状态的公共通讯，高度依赖社交平台的触达率；金融监管机构甚至手忙脚乱地应对着将发钞权实质性外包给私人稳定币发行商（其中不乏与硅谷大厂关系暧昧者）的离谱现实。

中世纪的国王尚且能与主教在谈判桌上分庭抗礼；而今天的国家机器，却只能在一个影响力日渐萎缩的尴尬位置上，去与科技高管们讨价还价。

或许有人会反驳：以上判断未免太过偏颇。比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字市场法（DMA）》《数字服务法（DSA）》在合规层面切实约束了平台行为。

这些干预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但它们并不是结构性反制。GDPR实施多年后，最大的获益者恰恰是它本应削弱的巨头，因为只有谷歌和Meta这种规模的公司才负担得起法案要求的庞大合规团队，无数中小竞争者反而被合规高墙挤出市场；DMA将平台正式归类为“守门人”（gatekeeper），这一术语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承认，换句话说，欧盟并未打破这套封建结构，它只是为领主颁发了官方营业执照，再附上一份行为守则；DSA则对真正决定平台权力的算法基建与产权结构毫无触及。这些立法皆有其价值，但它们更像是给一头巨兽套上几条银项圈，并没有收回它的爪牙。

对另外一些“以强权遏制资本”的国家来说，虽然科技寡头的政治话语权能够被最高层的命令瞬间消减，但这种操作并不是法治约束，无法被民主国家照搬。

算法的为所欲为与制衡力量的全面溃败，实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指向了现代社会一个致命的盲区：在资本主义的演进中，我们无意间将人类社会原本多元的权力来源，彻底降维成了唯一的硬通货——私有财产权。

回望中世纪，封建领主之所以无法一手遮天，是因为制衡他们的力量扎根于完全不同的权力土壤。教皇能让世俗君主屈服，是因为神权与王权互不买账。权力之间想要真正互相监督制约，关键在于它们必须按照各自独立的方式去运转。

然而在今天，科技巨头只要祭出“私营企业”和“商业资产”的大旗，就能名正言顺地将算法包装成不容侵犯的私有财产。当他们用商业逻辑为自己的算法独裁辩护时，我们找不到任何能够跳出“产权”、“市场规律”框架的异质权力，去约束这些云端上的新主宰。

无论是挥舞反垄断大棒、举行国会听证，还是呼吁算法透明，这些举措都天真地建立在一个幻觉之上，即认为我们还有一个能把控全局的主权国家，以及一个拥有独立发声渠道的公民社会。

但残酷的现实是，选举、舆论、乃至监管机构自身的日常运转，都已经寄生在科技巨头提供的基础设施之上。这是技术封建主义最彻底的胜利：它摧毁了我们可能制衡它的可能性。

只要国家和公众依然在结构上依赖巨头的基础设施（必须通过他们的地盘来生活），任何试图用传统法律和政策去撼动巨头根本权力的行为，都注定是隔靴搔痒。在一个连“公共空间”都被私有化了的世界里，原有的公共权力早已失去了对抗资本的支点。

毕竟，你不可能用房客的规则，去褫夺房东的领地。

技术封建主义阶层图谱

技术封建主义下的权力结构并不只是抽象地存在于平台、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它还把每一个社会成员重新安置到不同的依附位置中。技术封建主义的真正狡猾之处，正在于它既制造了森严的等级秩序，又让大多数人无法稳定地识别自己究竟属于哪个阶层。

技术封建主义的权力格局中大致有四个生态位；而荒诞的是，大多数人一天内，往往会同时穿梭于这几个位置之间。

图名为“云端领主：我们是公民还是数字农奴？”

高居金字塔塔尖的，是“云端领主”（Cloud Lords）。这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杰夫·贝佐斯、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以及腾讯和阿里的创始人们。世人习惯为他们冠以“企业家”的头衔，若是仅从他们创办了公司的技术动作来看，这固然没错。然而，他们如今财富呈指数级增长的源泉，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式创新，而是对他人开展业务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的绝对掌控。这越来越接近一个食利者 (rentier）位置，而不再只是生产者或创新者的角色。

屈居领主之下的，是瓦鲁法基斯所定义的“附庸资本家”（Vassal Capitalists）。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者——亚马逊上的第三方卖家、独立应用开发者、依赖外卖平台的餐厅老板，以及仰赖谷歌和Meta分发流量的媒体机构。表面上看，他们保留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躯壳：自持库存、雇佣员工、承担着实打实的商业风险。但他们所丧失的，是曾经与“所有权”深度绑定的自主权。他们的商品曝光度由平台的黑箱算法生杀予夺；他们的利润空间被名目繁多的抽成不断压榨，各项费用叠加可能吞噬掉两成甚至近半的营收；更致命的是，他们触达客户的渠道随时可能被单方面切断，且无从申诉。他们依然在苦心经营企业，但每一次决策都必须仰人鼻息。

处于附庸底部的，是“云无产阶级”（Cloud Proletariat）。对这些劳动者发号施令的不再是人类主管，而是冷冰冰的代码。在亚马逊的庞大仓库里，拣货员的每一个动作都被精确到秒，目标速率由算法实时重算，任何基层经理都无权干预；滴滴司机的报酬被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动态定价引擎随意支配，其职业命运悬于乘客评分；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等待算法派单的外卖骑手。历史上从来不乏处于边缘的弱势劳工，但“算法规训”却是一种恐怖的新事物：它实现了一种全天候、颗粒度极高且毫无讨价还价余地的监视，因为在系统的另一端，根本不存在一个你可以与之谈判的实体。

第四个阶级最为普遍，但大多数人身处其中而不自知。瓦鲁法基斯称之为“云农奴”（Cloud Serfs），也就是我们这群“其余的人”——每一个用自身无偿的数字足迹，为巨头训练算法源源不断提供数据的人。你在屏幕上的每一次搜索、每一次滑动、深夜向聊天机器人抛出的每一个问题，从一种扩展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看，皆可被视为劳动。

荷兰画家希罗尼穆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创作的三联油画《干草车》（The Haywain Triptych）

中世纪的农奴至少对剥削规则心知肚明：上缴部分收成，换取土地的耕作权与领主的安全庇护。而如今的云农奴，仅仅换取了一些免费应用的“使用权”，代价却是永无止境地为一座自己永远无法染指的资本池充当原材料生产者。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一种经济体制，能将人们的“闲暇时间”如此大规模地转化为无偿的生产力。

在发达的现代经济体中，大多数人常常身兼数职，身份极其割裂。一个在淘宝上售卖手工艺品、周末开滴滴补贴家用、深夜又在抖音上狂刷短视频的小企业主，便在同一天内无缝切换于附庸资本家、云无产阶级和云农奴之间。

当那些本该联合起来反抗的人们，连自身的阶级属性都难以确认时，任何成规模的社会反抗运动都会胎死腹中。这是技术封建主义最高明的地方：它缔造了一个森严的阶级堡垒，却让所有人对它的存在浑然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