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模式，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

观察者网：但现在有一种担忧：为了规避特朗普的关税壁垒，很多企业跑去越南、墨西哥等地投资，国内会不会因此流失大量就业机会？

林毅夫：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企业将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其实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

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工资水平必然上涨。这就导致那些劳动密集型、不符合我们当前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如果强行留在国内，不仅没有竞争力，还会拖累整体的增长活力。将这些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是利用当地比较优势的最佳选择。

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空心化”。相反，这遵循的是“中国+全球”的模式：最核心的技术、附加值最高的生产环节依然牢牢扎根在国内。企业在海外的绿地投资，反过来又会拉动对国内高端设备、核心零部件的需求，促进国内的出口和产业升级。

这不仅是我们产业升级的必要过程，也是在用中国的发展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用中国的就业增长带动全球的就业增长。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外部压力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必然过程的到来。

内需增长不足 主要是信心不足引起的

观察者网：还有一个问题，国内其实已经讨论了很多年，而且从一季度的数据看起来更加明显了：我们的外需一直表现得非常强劲，但内需方面：投资增速只有1.7%（去年还是负增长）；消费是2.4%，前期甚至还要更低一点。虽然内需有缓慢缓和上升的迹象，但在“三驾马车”里，现在主要靠进出口在支撑，内需的两部分仍处于非常疲软的状态。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但似乎收效不大。中央其实手里有很多牌可以打的，包括您和很多学者也一直在写文章强调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最重要的部分，但投资的增长一直比较低。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林毅夫：首先，我们提扩大内需确实有一段时间了，但效果总让人觉得有限。我想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我们自身持续发展缺乏信心。确实，从2011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这一定有原因。但国际上和国内学界经常把这完全归结为中国内部的原因，而且经常说是结构性的。

比如，有人说民营企业效率高、国有企业效率低，但中国的经济政策强调国有经济，贷款给了国有经济，不给民营经济，这是造成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有人说，中国过去增长快是靠人口红利，现在人口老龄化了，劳动力增长到了顶点并开始减少，而且你看日本出现人口老龄化后，经济增长就长期疲软，在0到1%之间徘徊，所以中国现在同样面临老龄化，可能也会往那个方向去。

第三种常见的说法是，日本经济增长表现这么差，除了老龄化，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企业和家庭负债累累，不得不去修补资产负债表，企业不投资、家庭不消费，造成了日本经济三十年的低增长。中国现在也有这种情况。

这些说法听起来有鼻子有眼，也有理论分析，国外就有舆论讲中国经济见顶了，说日本在80年代、90年代时GDP占美国的65%，跟中国现在一样，但日本后来收入不增长了，GDP从占美国65%降到连20%都不到。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会步日本的后尘。

这种非常暗淡的前景描述，当然会让大家产生未雨绸缪的心态。大家不太敢消费，即使现在有钱也不太敢花。很明显，2024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增加额占到GDP的10%，2025年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34%，确实没有达到我们提振消费政策所希望的状态，消费增长确实比较慢。

我国居民存款余额持续增长，其中 2021、2023、2024、2025年，居民新增存款分别为 9.9、16.67、14.26 、14.64万亿元，人均存款超过11万元 国金证券研究所

这当然和信心有关。所以我们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国家，确实存在一些体制机制和结构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改革永无止境，要不断完善我们的体制。

但是，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是不是真的像海外媒体、学界甚至国内一些学者讲的那样？从表面理论看似乎有道理，但问题是不是真的这样？比如说，从统计数字看，国有经济的占比确实上升了，民营经济的占比下滑了；银行的贷款里，民营企业的占比也确实下滑了。但这是原因还是结果？按照流行的说法，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打压民营经济”，扶持国有经济，所以效率下降，经济增长变慢。

但实际情形是，如果是政策打压，那怎么解释现在“新三样”基本上都是民营经济主导的？这和实际状况不符。

我们现在国有经济占比上升，实际上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我们的出口额三分之二、出口企业数量九成是民营企业，但由于整个国际经济放缓，发达国家一直没有恢复。发达国家在2008年以前的增长基本上都在3%以上，比如OECD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从1960年到2008年是3.4%，现在只有1.6%；欧元区国家长期增长是3.1%，现在只有1.1%；美国稍微好一点，1960年到2008年是3.3%，2008年到现在也不过2.1%。由于这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迷，他们的进口需求增长当然就慢了。

我们知道，2008年之前，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现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而且贸易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更慢。这就带来了我前面讲的局面：从1978年到2008年，我们年均出口增长是18%，单看加入WTO以后2000年到2008年，我们的出口增长每年都在百分之二十几。这给民营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需求，所以他们的投资非常多。

但2008年以后，国际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增长巨幅下滑，我们的出口增长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甚至降5%以下，所以就出现了巨大的产能过剩。

有了产能过剩，企业就不愿意投资，投资需求就少了，他们就不去银行贷款，所以他们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下滑了，投资和就业都受到了影响。

但我们要稳就业、稳增长，所以政府就要做一些逆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我们做的这些积极财政政策的项目都是大项目，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新基建，像5G通信的铺设等等，这些大项目投入大，回报慢，当然由国有企业来做。这些项目需要银行贷款，所以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就上升了，在经济中的比重也同样上升了。这表现出来像是“国进民退”，但实际上是民企退，国企不得不进。

而且这些国企做的项目固然由国企承建，但有利于民营企业，因为他投资这些项目总需要钢筋、水泥、设备、建材，这都是民营企业生产的。正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经济才能够在全球经济放缓、持续低迷的状况下，每年还能够对世界增长贡献30%的份额。

如果不去分析背后的外部性因素，只是拿着西方的产权理论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这当然会带来大家对中国发展、对中国政策的信心问题。

再说人口老龄化，确实我们面临人口老龄化，日本在人口老龄化的时候经济增长也慢。可是全世界不只有日本有人口老龄化。

我查了一下，全世界有53个国家进入了人口老龄化。你看这53个国家的整体表现，并没有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均GDP增长受到影响。甚至如果你把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所谓“先富再老”的，一般认为问题比较少；一组是“未富先老”的，像我们。

这组“先富再老”的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50%或更高，这组国家进入老龄化以后，人均GDP的增长基本没变化，GDP的增长只是略微下滑一点。另一组“未富先老”的国家，他们进入老龄化以后，人均GDP的增长和GDP的增长都是加速的，跟我们的认识正好相反。

一开始我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才理清了这个逻辑。首先，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劳动力的增长慢了，但我们知道对经济增长重要的不是劳动者的数量，而是有效劳动的数量。有效劳动的数量是劳动者数量乘以劳动者的质量（主要是受教育年限）。人口老龄化不是黑天鹅事件，20年前、15年前就能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人口老龄化，因此政府都会采取应对措施，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的质量。

从国内来看也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平均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大概是11.3年，60岁以上退休人员的教育水平大概7年多，而新进入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是14年。所以固然因为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的增长放缓了，但是我们有效劳动的增加反而是加速的。因此，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其他“未富先老”的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有效劳动增加，反而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是在加速。

而那些“先富再老”的国家，因为原来教育水平就已经比较高了，继续靠投资教育提高劳动质量的空间小，在这种状况之下，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其人均GDP的增长能够保持，但因为人口下降，所以GDP的增长率略有下滑。

所以我想，认为中国过去的增长是因为人口红利，现在没有人口红利就导致经济增长下滑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