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纪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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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德奸案”的来龙去脉
在此逻辑之下，作为共产国际中国分部的中国共产党不过就是苏俄内奸的论断，不是呼之欲出了吗？章百家论调中的共产党卖国，国民党才是爱国，不正是今天所谓“民国热”的一个核心预设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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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仍需要《愚公移山》
用自己的生命对整个世界进行干预的伊文思，这位拍摄了《愚公移山》的纪录片大师，在今天的中国是否能被我们理解？二十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如果离开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作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是否还能够分享伊文思这样的历史视野？[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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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吕新雨、王晓明谈斯图亚特·霍尔
2014年2月10日，文化研究理论大师、英国社会学教授斯图亚特•霍尔因病去世，享年82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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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不缺批判者，缺的是建设者
今年，国内新闻界爆出了不少丑闻，陈永洲事件后，农夫山泉也开始对《京华时报》进行法律反击。重温吕新雨教授在2013复旦新闻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或许能有所启示。吕教授说，“新闻感 ”从哪里来？来自实践和责任！这个社会不缺批判者，缺的是建设者。如何辩证看待制度，理性解读社会，应该是新闻界一起努力的。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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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的制度遗产及“三农”问题
集体所有制作为人民公社在今天的一个遗产，除了在集体抗争中被当作一个重要资源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成为今天乡村重新合作化的基础。这是特别关键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制度遗产，可能就没办法重新合作化，或者合作化的成本将非常高，合作化的过程将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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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就是我的宪政运动”
宪政对于欧美是目的，是从社会内部问题逼出来的，而我们的宪政运动是受外界打击而产生的维新改造运动，却是手段，不是社会本身的要求。这是中国宪政之路不同于西方的地方。中国的社会主体是乡村，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培养出新的政治习惯，努力使得新的政治制度自下而上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创建出有力量的社会主体和政治。“欧化不必良，欧人不必法”，这才是民族的觉醒和自觉。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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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狗血的市场是无主体的市场
市场会生产出无主体的电视剧。这就是刚才张洁老师说的洒狗血——越洒狗血，越有市场。洒狗血的市场是无主体的市场，也就是说市场要什么导演就给什么，而把自己的主体就丢失了。但是，《走向共和》，《雍正王朝》这样的作品恰恰是通过民间的方式和市场方式运作起来的。在正面的市场力量，在今天这个市场体制环境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制作出有质量的作品出来？电视剧是大众传媒，必须通过资本化的媒介往外推广，资本的力量是不可忽略的。我们该怎样创造环境，怎样通过市场让这种艺术生长起来，获得真正的艺术价值，这才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反市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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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乡村本位与中西历史视野下的城乡关系
文章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讨论西方的城乡关系；一是讨论中国的城乡关系，关注的是中国城乡关系与西方的不同是如何结构性地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和国家的不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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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补贴、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电视的“公共性”
2011年3月1日，重庆卫视宣布取消每年3亿元的商业广告收入，通过从政府获得每年1.5亿元的补贴，使自己转变为“公益电视台”。在作为政治和经济的“重庆模式”被高度关注与论辩的今天，这一举动很难不看成是重庆模式在传媒体制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体现。因此，重庆卫视改革引发争议势所必然。在这些争议中，有意味的是，学界、广告界以及网络空间中批评的意见占大多数，重庆卫视和政府回应并未有效发挥作用，彼此的论辩焦点存在错位。因此，本文希望打破官方 / 民间，学界 / 政界之类二元对立的僵化立场，试图把论辩双方的观点置放在一个学术探讨的平台上加以讨论，并希望借此推动由此生发的一系列涉及中国电视公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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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赫鲁晓夫与勃涅日涅夫时代的农业问题
赫鲁晓夫最著名的改革有强制实行集体农庄的合并，把集体农庄变成国营农场，伴随着这些合并的则是乡村居民离乡背井的迁徙。建大型的城市化村镇，把农民从分散的小村庄迁移到大的城镇居民点，禁止个人副业经济，取消集体庄员的宅边地、自留地，如果土地太远不方便干活怎么办？建“野外营地”！而消灭村庄，推广“观赏性的农业城市”却演变成一场灾难。[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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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马克思主义“封建观”与“分家”理论
无论是把“民主”私有化的失败归结为“裙带资本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其前提都是预设了一个非历史和非现实的“好”资本主义和“好”民主的模板，如果你没有达到，不是那个图景不好，而是你做得不够好，——你永远都不够好，这样削足适履的“普世”理论确实可以东方不败，西方也不败,——这就是秦先生作为媒体公共知识分子成功的秘密。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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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默多克是如何发迹的？
新闻集团集中体现了资本、媒体、政治的紧密联盟。要遏制资本对政治和民意的绑架，就需要在社会力量中找到出路，重新确立媒体的公共性，让媒体回归到公共利益的轨道上来，这大概无法通过资本和市场力量自动解决。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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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雨：解构主义、“他者”之正义与启蒙精神
如何在反思的视野里去处理今天中国新的民族主义对内、对外的问题？西方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这背后有着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浓重投影，作为“大国”该建立怎样的自我认同和国家意识，——这已经是上下朝野的共同焦虑。在今天的历史条件霞，我们曾经为第三世界辩护的民族解放的民族主义意识在今天的中国、亚洲乃至世界是否依然有效？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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