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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体制最根本差别:负无限责任的中央政府
西方现有的经济理论,似乎很难解释清楚中国复杂的发展路径。中国究竟靠的是什么在全球危机中得以幸免?国内区域发展的种种难题何去何从?即将展开的深化改革,到底该从何入手?为解答这些疑惑,南都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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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工业化:城郊村之天命
当前农业大县的城郊村在中长期阶段所要遵循的新乡土政治,可从“理”、“法术”和“道”三个层次进行阐述。城郊乡政治之理,要以地方工业化为强制性天命,地方政府为主导、资本家为主体,村干部为聚焦点的、以征地等为主要任务。以资源资本化为实质政治经济任务的地方工业化是城郊村新乡土政治必经之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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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大农业不是中国梦
今天人们讨论农业现代化的时候,却忘记了两个必须面对的事实:其一,中国农业曾走过26年的规模化、集体化的历史;其二,中国农业已经从创造对资源环境和食品安全的双重正外部性走到了反面,生产过剩,在产业化的口号下造成的污染远远大于工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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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仁宝,一个具有中国农民典型特点的人
对华西模式的争议至今仍未平息,也许华西村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有其不可复制性,但吴仁宝和他领导的华西村为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所做的贡献,必将作为宝贵的经验提示留存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记忆中,并鼓舞着更多勇于开拓创新的后来者。[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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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承担中国八次危机代价(下)
为什么只有中国走出V型反弹?因为我们有广大的农村仍然是乡土社会,全球大危机转嫁到中国,巨大代价还是由乡土社会承载着。因此,中国的城乡结构并不是一个被人们激进地认为严重不合理的结构,乡土社会是产业资本危机软着陆的载体,如果我们过快过早得把乡土社会破坏,再发生危机的时候将无处寻找软着陆的条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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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是进步还是倒退?(上)
乡土社会是中国八次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中国属于超稳定的金字塔型结构,庞大的基础是60%、70%的有地农民。现在生要把农民的地剥夺,把他们逼成无产阶级,让进城打工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把乡土社会毁掉,将不会再有危机软着陆的基础条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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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我们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人们所说的,按西方体制如何重构的问题,而是“条块分割、尾大不掉“!这八个字,是中国当今政治体制的核心弊端,它其实是延续了几千年都在不断发生的中央失控,根本不是简单照搬国家史才300年的美国或者更短的西方政治制度就能解决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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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变迁
2003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高涨,客观上与国际宏观经济进入景气周期是步调一致的。林毅夫在1999年指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当时指的是劳动力过剩和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如果再加上新世纪金融改革之后出现的金融资本过剩,应该是“三大过剩”。随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日益深化,三大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在经济高涨期内被进一步强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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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如何避免治理危机
“三农”问题是经济基础,进入新世纪要更关注“三治”问题。“三治”指的是上层建筑,即乡土中国不同于城市的村治、乡治、县治这三级治理结构问题,其实质是在剩余过少的分散小农与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外来主体之间存在交易费用过大的负外部条件下,经济危机代价持续向“三农”转嫁而必然出现农村治理危机的一般规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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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文化的城市文化和反教育的教育
你可以在酒吧里跟陌生人,但你不愿意跟你的邻居交往,它是一种非常个体主义的文化,因为城市基本上是以资本积聚来形成文化的,它是个典型的具有资本商业包装的文化体系。你不能把所有的营销都叫成商业文化,你也不能把企业家训练本企业的员工,让他有纪律好好干活,当成是所谓企业文化。今天的商业文化和企业文化说白了,本质意义是反文化的,而且被我们当成教学的内容,当成现在媒体宣传的内容,把这些东西当成是真正意义的企业文化,商业文化,不对。真正意义的企业文化首先讲的是本企业对于社会尽了什么责任,而不是说通过本企业内部的纪律培养,然后让所有的员工都听话。中国现在的企业文化恰恰是服务于产业资本阶段的,我们刚才说把人类异化为要素的所谓文化,这是一个典型的反制,反文化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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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问题:奥巴马金正恩是难兄难弟
大家一般把北朝鲜的问题看成政治问题,感觉因为祖孙三代连续搞集权政治,所以朝鲜目前的局面会像现在这样。对于金正恩,大家寄希望于他可以有点奥巴马所称的“change“。但很难,难就难在“上去了下不来”。这个困境说起来很简单,当美国人把经济结构搞成了高度现代化,85%以上的GDP来源于以金融为憧憬的服务业时,即使遭遇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也只能救金融,因为它的实体经济部分只占百分之十几。这就违背了爱因斯坦简单的科学道理:不能用以造成麻烦思路去解决麻烦。规律性的措施有很大的相似性,所以我说奥巴马和金正恩是一对难兄难弟,同样面临“change”的考验。[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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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与制度成本转嫁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有着漫长国家史的国家,也许是由于历史记忆太沉重,或者是殖民化时期被打了一百多年却没有被帝国主义全面占领,中国人格外重视国家主权完整。当苏联在一五计划对中国进行战略性的援助投资时,中国确实要按照苏联的经济管理方式建立政府、学校、科研机构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道理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形成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为了适应苏联投资形成的这种工业化经济基础,中国当年的上层建筑乃至意识形态“全盘苏化”。八大工业部、计委、财委、建委、经委、农委,所有这些政府设置都按苏联的模式来建立,苏联从它的政府部门中派官员到中国都被叫做“专家”,每个部门都有,实际上按照苏联的经验指导着中国建立政府和院校机构。[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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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中国的地权逻辑
中国在和平发展的进程中,若把“西方模式”的上层建筑生搬硬套(土地私有化、农业市场化)在中国农村“传统小农经济+村社制”的经济基础之上,必将会摧毁中国依赖8亿农民的稳定基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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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新苏南模式
新中国真正开始国家工业化,是在遭遇朝鲜战争的1950年。接着,是在1953年工业化原始积累加速的时候,通过建立统购统销+合作化运动来提取三农剩余。 1957年苏联中辍投资以后,则通过高度集体化完成了农村社会的准军事化,完成了节约原始积累的交易费用的制度建设。这种制度下的国家能够成规模地集中劳动力,以替代极度稀缺的资本。这个替代机制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遭遇资本极度稀缺的挑战,一般都堕入发展陷阱。只有中国能够在苏联撤资后,靠自力更生启动二次工业化,虽然支付了巨大社会代价,但还是用了30年完成工业资本原始积累,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国家工业体系,跳出了发展中国家深陷其中的发展陷阱。[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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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地搞私有化必将导向社会大动乱
西方学术界主流提出的“土地私有化+流转市场化必然导致农业规模经营”的思想,在国内得到普遍呼应。但其逻辑上的完整不能取代中国自己的经验教训。[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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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生态文明视角下的东西文化之历史成因
由于现代西方发展主义学说的逻辑起点并非其历史起点,所以不具有可被重复验证的科学性;因而在指导发展中国家时才往往适得其反。[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