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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电影里的自我“再殖民”
《KANO》完全抽离了1931年台湾社会的真实脉络,抹去了台湾“嘉农”的意义,在时代和社会的真空中叙事。“嘉农”真正的灵魂人物投手吴明捷,其后在日本成名、定居,但坚用本名,终生拒入日籍。其人生本身就诉说了真正的“嘉农”精神,与《KANO》是完全不同的精神层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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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市民主张”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总体来看,“主张”表达了日本市民对和平的愿望,对其勇敢和热情应表达敬意,然而,它的十条主张也隐含了对日本社会现实妥协的痕迹,虽然这可视为发起人为了征得更多“市民”加入联署的政治考量,或者各种主张的折衷。“主张”的主轴把钓岛问题集中在日本的“历史问题”上,并寄望各国通过协议、对话、共同开发,基本上赞同了马英九的“东海和平倡议”。然而,“主张”却避开了钓岛问题背后日美安保霸权的本质──真正的严峻的现实问题。 [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