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与后台：人前支持改革，背后虚与委蛇？

倘若不论教育改革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还是旁观者和抵制者，在教育改革问题上都能心口如一、言行一致的话，那么，对于教育改革能否顺利实施、最终能否获得成功、以及估计可于何时结束等等，我们是可以作出大致不会有错的预期的。

然而，中国教育改革中的一个已经让人见多不怪的现象是：不论是在教育改革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中，还是在旁观者和抵制者中，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习惯于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论证自己项庄舞剑的主张，或者用华丽煽情的辞藻包装自己色厉内荏的观点；都有相当一部分人在行动上或者静观其变，或者雷声大雨点小，或者虚与委蛇。

对不少人而言，其在内外无别的“公开场合”中正式表达的教育改革观同其在内外有别的“私下场合”里自由谈论的教育改革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价值落差”，甚至“价值反差”，以至于实际上形成了他们对于教育改革的态度的外表与内里，或者说“前台”与“后台”。显然，我们很难仅凭其前台言论便可准确判断其是否真的赞同与支持或者否定与反对教育改革。而且，即便他们已在参与教育改革，我们也很难仅凭其前台行动而能准确判断其真实动机、并预测其后续行动。

前台与后台的区别，使得在有关教育改革的言论中总会出现一些虚夸、虚幻乃至虚伪的“修辞”，行动中总会出现一些唬人、蒙人乃至忽悠人的“作秀”，从而形成一些“假象”。于是，作为一种公共事件的教育改革竟也平添了些许“神秘感”与“不可知空间”，变得多少有点扑朔迷离、难以预期，这很容易导致人们对教育改革的推进现状与发展态势作出错误判断。

始自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我国教师教育体制改革即为典例。

教师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打破由封闭的传统师范院校独家培养教师的旧体制，形成师范院校与“其它高等学校”共同参与的开放的教师教育新体制。这一改革曾被视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国家有关教育部门为此投入了巨大热情和不懈努力。

但时至今日，并未见有重要的实质性进展。原因自然不止一二，而其颇为耐人寻味之处，莫过于改革启动之初“其它高等学校”为参与教师教育以及师范院校为阻止“其它高等学校”参与教师教育而各自提供的“理由”，或者说“借口”。

“其它高等学校”、尤其是一些部属高水平综合性大学起初十分赞同旨在建立“开放的”教师教育体制这一改革，希望参与教师教育。就笔者所知，这些学校的主要参与动机，几无例外地是想拓展本校的学科覆盖范围，并凭借综合性大学的声誉占领教师教育市场，为学校寻求新的利益增长点。

不过，这样的动机虽然是公开的秘密，却不宜摆到桌面上来，只能隐身于后台。于是，“其它高等学校”在公开场合阐述最多的“正当”理由便是：综合性大学具有强劲的学科优势与浓郁的学术氛围，更有利于高素质教师的培养。而这，恰恰是师范院校难以相提并论的。显然，仅从这种前台理由，很难对“其它高等学校”支持和参与教师教育改革的真实动机作出准确判断。

与此同时，尽管许多师范院校自身都很愿意通过向综合性大学转型来提升整体实力与办学水平，改变已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传统的教师培养内容与培养方式，但对“其它高等学校”、尤其是对一些“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诉求却普遍心存芥蒂，十分担心这些学校的介人会使师范院校原本在教师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受到严峻挑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在教师教育市场中原本所占份额出现减损。

而此类担忧虽然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却同样不宜宣之于前台。要想阻止综合性大学进入教师教育体系，也得另找可以公开的理由。于是，诸如综合性大学没有师范教育传统、没有较强的(教师)教育学科及其队伍、对基础教育缺少了解和研究，因而不具备从事教师教育的资质等等，便成了师范院校将“其他高等学校”拒之于教师教育体系之外的一道挡箭牌。

可以想见，只要师范院校和“其他高等学校”继续采取上述前台与后台迥然有别的态度，那么，旨在实现从“封闭”向“开放”转型的教师培养体制改革便依然会止步不前。

官方与民间：一面是强势却又悲壮、一面是分散却很顽强？

在中国，任何一项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要想顺利推进并获得成功，都必须同时仰仗于“官方”与“民间”两种力量，二者缺一不可。

官方之所以重要，全在于当今中国“行政本位”的管理体制。一方面，教育改革不能是无米之炊，尤其是大规模教育改革，需要财力、物力及人力方面的大量重要资源。而在行政本位的管理体制下，这些重要资源几乎全在政府部门掌控之中，由政府部门进行基本配置及使用效益评估。另一方面，在行政本位的管理体制下，寻求“官方认可”成为许多单位与个人普遍存在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趋向。包括争取在政府部门(哪怕是准政府机构）审批的各种“计划”、“工程”、“课题”中立项，在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种成果评审或荣誉评选中获奖等。

上述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官方支持成为中国教育改革（至少是大规模教育改革）必不可少的一种外在推动力量。在中国，若无官方的意志与行动，许多教育改革都无法启动；且即便是民间发起的一些教育改革，若无官方的相应认可或与支持，也很难顺畅、持续的推进下去。

但教育改革说到底是要在学校的教育活动场景中、在教师与学生的素质中看到切实的、鲜活的变化，是要得到社会对于这些变化的认可。因此，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甚至能否顺利启动，不仅要看是否有官方意志，而是要看是否有民间意愿；不仅要看是否有官方资源而且要看是否有民间智慧。

所谓民间意愿，包括学生的要求、教师的吁求、校长的呼声、家长的希望、社会用人单位的期待等等。民间意愿不可能完全一致，对教育改革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广泛的、强烈的民间意愿。当然，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即便是广泛的、强烈的民间意愿，有时也未必与时代要求相符，此时自然需要官方对民间意愿的必要引导。不过，引导的前提是官方自身对于时代要求要有正确判断。但不管怎样，民间意愿都是制约教育改革的一道“天命”，也是官方自身确立教育改革意志的一种“合法性依据”。

无视民间意愿而不及时进行教育改革，将使教育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甚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无视民间意愿而贸然发动教育改革，则教育改革将寸步难行，并会导致教育发展出现不应有的弯路。

所谓民间智慧，主要是指民间智库（包括大学中的与体制外的研究机构、咨询机构）的探索智慧及基层学校的实践智慧。民间智库是否有足够的探索智慧，主要体现在是否能针对教育改革问题提出有分量的研究报告与咨询报告来，体现在这些研究报告与咨询报告在思想的敏锐性、数据的真实性、反思的深刻性以及政策建议与实践建议的创新性等方面是否有别于隶属于政府部门的智库。而基层学校是否有足够的实践智慧，则体现校长与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是否能进行日常性的反思与独特性的发挥。唯有在鼓励探索、支持创新的体制环境与文化氛围中，校长与教师们对于教育问题的切身感受与丰富经验才有可能普遍提升为教育实践智慧。

民间意愿与民间智慧相结合，便形成民间力量。这种民间力量既是对教育改革能否顺利启动具有根本制约作用的一种“原动力量”，也是对教育改革最终能否成功具有根本制约作用的一种“终结力量”。

据此审视不难发现，在三十年来的中国教育改革中，官方力量处于一种既强大又弱小的状况。之所以说强大，是因为政府通过其为数众多的职能部门，对教育改革进行全方位、全过程、高强度的控制，同时扮演着教育改革的设计者、指导者、管理者、监督者及调控者的角色。就此而论，中国教育改革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官方主导的教育改革”。之所以说弱小：

一是因为在官方发起的一些教育改革中，由于缺少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缺少对于人性及社会现状的深刻洞察，因而未能全面准确地把握对于改革的民间意愿，未能得到民间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而一旦缺乏民间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则改革的过程与实效便难如预期。其结果往往是改革启动不久便广招质疑频陷困境，或者是流于形式不了了之，或者是不温不火勉强维持。

2018年12月4日，中信国安集团携手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南尚乐中心校，正式启动“爱心助成长、真情暖童心”帮扶农村教育志愿服务活动。（@东方IC）

二是因为作为教育改革主导方的政府未能得到民间的探索智慧与实践智慧的有力支撑。现行管理体制不利于鼓励与支持民间智库对教育改革进行完全独立的反思、研究、批评及建议，阻碍着民间智库无拘无束地形成与表达自己的探索智慧，从而限制了民间智库在帮助官方反思、设计、推动、评价教育改革方面实际发挥的作用。

与此同时，现行管理体制也不利于保护与激发校长与教师们的反思力、想象力、创造力的发挥，阻碍着他们源源不断地产生与表现自己的实践智慧，结果使得基层学校在教育改革中无所用心，缺少活力。所有这些，都使得不少教育改革甚至有点官方孤军奋战的悲壮色彩。

与之对应的是，在中国教育改革中，民间力量处于一种既弱小又强大的状况。之所以说弱小，主要是就民间智慧而言，尤其是就民间智库的探索智慧而言。如上所述，现行管理体制使得民间智库的自由探究空间实际上较为窄小，探索智慧较难生成，所能发出的声音比较弱小，在教育改革问题上很难形成能同官方自由对话、平等互动、相得益彰的一支独立力量。